那个皱巴巴的信封里包着２０００块钱，它来自北京，我把它叫做幸福，我是它的第四棒。

　　５月２０日，它从北京，我的同事——新华社国内部记者王薇的手中出发，同事郭威把它带到四川灾区。后来郭威把它交给了同事董素玉，又经董素玉转手，它来到我的手中。６月１４日，我终于找到了它的归宿，绵阳九洲体育馆一户来自北川重受灾的人家。

　　王薇一直很想来灾区采访报道。可是，领导考虑到她的孩子还太小，出远门不方便。她再三请求去灾区，但迟迟没有得到批准。可她觉得，总该为灾区的人做些什么。

　　同事郭威被批准成为新华社第三批赴灾区采访的记者，看到王薇有些失落，便随口问了一句：“你去不了，是不是我要给你带点东西？”没想到王薇当了真。她拿出２０００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郭威：不管是谁，只要看到有受灾的人，有需要的就给他。

　　就这样，这个装着２０００块钱的信封随新华社第二批入川采访的记者来到了灾区。刚刚来到成都，郭威就被派去盯守唐家山堰塞湖，随时报道这座震后最大堰塞湖的情况。那几天，郭威来回于唐家山和绵阳间，还在堰塞湖的坝上住了一晚。有一次他在机场苦等去唐家山的直升机，一等就是两天，他在烈日下晒脱了皮，黑得快让人认出不来了。

　　这一晃就是１０来天，离川回京的日子不久了，可郭威没忘了王薇托他带的钱，王薇交代他时特别认真，钱要送不出去可不好交待。这时他想到了第三批来采访的记者董素玉。

　　６月４日晚上，董素玉刚刚从绵阳回到成都，就接到了郭威的电话：“你在哪儿？不管多晚都得上我这儿来一趟！”就这样，从北京来的这２０００块钱又到了董素玉手上。董素玉是个有心人，她在绵阳跑了好多地方，在长虹培训中心采访北川中学师生时，她见到了一个高一的孩子，他父亲在地震中遇难了，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一场地震把什么都毁了。

　　“我妈告诉我，今后我们要过苦日子了。我知道。”男孩这句话打动了董素玉，她决定把这钱给他。可是当时，一群人都围着董素玉，她担心直接把钱给孩子会伤了他的自尊心。

　　回来后，董素玉总放心不下，可手头有其它的工作，她必须马上回成都，于是她很认真对我说：“托你办个事情。”就这样，这个已被捏得皱巴巴的信封来到了我的手上。那个男孩的母亲就在九洲体育馆的临时安置点，一个电话之后，１４日下午，我站在了这位母亲面前。

　　她瘦瘦的，小小的，脸被晒得很黑，看上去很苍老，有些不知所措。现在我居然已经记不得跟她絮絮叨叨地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几乎不敢问她任何问题，生怕一点点回忆都会刺痛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妻子。我把这钱硬塞到她的手头，她推辞了一会儿，收下了。

　　她塞给我矿泉水，我不要，于是她用我难懂的四川话说：“等一下”，便回头奔向那个小小的帐篷，在被褥旁摸索了半天，她取了两双鞋垫出来：“一双给你的，一双给她的。”她说，她在家就做些赚点钱，现在没什么事，就去对面的自由市场里买了布和线，又干起活来。

　　我没有推辞，收下了这个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收的礼物。我捧起来端详，惊讶这鞋垫上面繁杂的花纹竟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两双鞋垫有两种花纹，有红有绿。我呆呆地想，她的孩子和丈夫踏着这样的鞋垫，走在青山绿水的北川，该是多么幸福呀。

　　我和我的同事们，包括王薇、郭威、董素玉，在北京，在四川，在全国，传递着这样的幸福，也收获着这样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欢歌笑语、花前月下、天伦之乐，但经过我们的手，我们的笔，我的相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真实地感受到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