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大中华文化圈的文化史观确立我市“中华文明之源”的地位，这对我市参与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期望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的人文工作者和广大市民对我市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命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在发掘文化资源，建设国家级文明城市的进程中，在大中华文化圈乃至世界范围内增强“宝鸡一一中华文明之源”的认同感，使生活在我们美好家园的人民享有富裕小康稳馨的同时，享有世界文化名城的文明自豪，并享有中华民族的荣誉与自尊。

穆  野

一  考古时代的宝鸡
     农耕文明源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基础，这在全世界都一律。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周秦文化，这在学术界和十三亿同胞的心目中，以及大中华文化圈内都是不争的事实。此人的宗旨是希望通过现代考古成果和成文史书凸现“宝鸡一一中华大明之源”这一原本存在，却被数千年传统臆说所湮淹的史实。
    1、炎帝是早干黄帝发展起来的部族
     我国最早的成文史书《尚书》，以尧舜作为历史的起点，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对华夏民族的源流作了明晰的梳理，尽管司马迂用了大量的笔墨对黄帝的世系作了详尽的叙述，但同时也确定了炎帝是早于黄帝的部族首领。
    炎黄阪泉之战与黄帝擒蚩尤这些耳熟能详的传说给我们的启示是，早在神农尝百草开创原始农业的远古，大中华文化圈就雏形初具。炎黄的阪泉之战是炎帝为争夺中原与黄帝进行的一场血族部落战争，而涿鹿之战的惨烈虽然以黄帝胜利结束，但也同时表明炎帝部族是一
个不屈服的部族。相传炎黄战后炎帝迁徒江淮流域，从黄帝“有土德之瑞”亦即“黄土高原土色的瑞气”观之，这应当属于古人以为黄土高原的主宰当是黄帝，而江淮红土地必然是“炎帝的归宿”之类的主观臆断。但从这里我们却不难得出早在汉代，人们就认为炎帝部族是一个强悍的富有进取精神的部族。是我们宝鸡人的先祖将原始农业文明传播到了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到了黄帝的重孙帝颛时代，大中华大化圈已是“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陟，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了。
    炎帝作为原始农业文明的开创者，班固在《白虎通议》中写道：“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农氏，姜姓，长于姜水。”“神农氏耕且陶”。
    如果这些汉代史学家的记载具有史学家的主观臆测的话，我市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则对炎帝的原始农业文明提供了科学可信的铁证。
    已故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上说：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在关中、豫西和晋南一带，南达汉水中上游，北至河套地区，西及甘肃境内的渭河上游，东到河南东部…… 。这片广阔的黄土平原和高原上，散布着那时的许多氏族村落遗址，如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村、玢县下孟村、华县泉护村、元君庙、华阴横阵村、河南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洛阳王湾等地•…¨。在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村和华县家泉护村都发现了粟皮壳。“相传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炎帝神农氏属于仰韶文化时期是国内外学者的共同看法，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分布的广泛性，在佐证我们提出的以大中华文化圈的观点论释 《宝鸡一一中华文明之源》具有可行性的同时，也支持了宝鸡是炎帝故里的观点。仰韶文化的阐释和散布在各地仰韶文化博物馆的出土实物都无可非议的印证了宝鸡是中华原始农业之源的论点。
    2宝鸡是中华农耕文明之源
     成文资料《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诸篇和《史记•周本纪》关于周人农业兴盛的记载，无疑己经确立了号称中华农耕之祖后稷作为中华农神的地位。笔者在此希望以新的文化史观以大中华文化圈的理念凸现原始农业与农耕文明的传承关系，并希望纠正由于历史原因，用夏、商、周朝代更迭的观念，来误读周代的农耕文明是武王灭商以后，承袭殷商文明的突变。尽管这种长期流布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轨迹。
    传统史学以夏商周为上三代，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虽然尚不清楚夏代的真实面貌，但在《尚书•多土》中周公旦就提到成汤伐夏，《夏书•禹贡》则有人禹治水的内容。当代学者将夏代定为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那么处于仰韶文化时期的炎帝的原始农业与处于龙山文化时拥的农业文明具有传承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史记•夏本记》向我们提供自然分工发展到人为分工的历史进步的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原始农业向农耕文明进步的过渡进程。夏禹父子治水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精英群体，夏禹崩，虽授位给秦人的先祖伯益，但由于伯益“佐禹日浅”，所以一些诸侯就离开伯益追遂夏禹的儿子夏启去了。当时没有追遂夏启约有周人的先祖后稷的儿子不窑和商的先祖契。
    据《史记•周本纪》后横儿时“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穗焉，民皆法则之”。帝尧听说，便举为农师。舜封稷为正式的农业部首长。后稷逝后，其子继任。到了夏启时代，夏后氏对农业不感兴趣，于是不窑便离开夏后氏到当时的少数部族地区搞农业开发去了。
    准此，在当时的大中华文化圈里，存在着夏部族周部族、商部族和诸多方国部族或进行着原始农业生产，或过着游猎生活，或进行着半农半牧式的生产活动。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在我们文化典籍中多有记载并被考古发现所证明。
    据《中国史稿》，自商契至商汤八迁灭夏而建立了商朝，商经过十三先公与十七代三十一王被周攻灭。而后稷的子孙，从后稷起三传到公刘便定居今旬邑，公刘传九代到古公擅父便迁移到今我市岐山、扶风一带。到了周文王时代，周人便拥有了当时华夏农业地域的三分之二。此后的迁丰、迁镐是发展需要的光荣之迁。
    以大中华文化圈的文化史观来观察周、商的历史轨迹，殷商王位的更迭频繁和频繁的迁都，都显示出浓厚的游猎部族的生存特征。这与从事农耕文明生产的周人具有鲜明的区别。
    3、宝鸡的周人文明是高于安阳殷人的文明
     1899年在我国古史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那就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发现后的一百余年间，我国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国外的甲骨文学者对殷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发掘和深入研究，对殷商的历史有了明晰的了解。但当我们用这些研究成果来审视自契到
纣的十三先公与十七代三十一王的十三次迁都史的时侯，我们似乎只能得出在盘庚迁殷于今河南安阳地区之前，殷人还是一个在黄土高原上漫无目的的漂流的游牧部族。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六十九年间的王室绝密档案一一殷墟甲骨刻辞又向我们表明，殷人遇事必卜，而大量
的甲骨刻辞不过只是些充满卜贞的简略记事，这充分表明，在武王伐纣之前，殷人还是一个思维迷茫，行动盲目的部族。王国维的甲骨研究确定了殷王世系的世代继承关系;近年发掘的安阳妇好墓表明，在周文王已在建邑封侯的历史阶段，殷王室尚未确定长子继承制，而妇
好的女统帅的身份则说明殷商还佯在着浓厚的母系社会的残余。
    从甲骨文的科学考证可见，殷人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并不具备强盛的农耕社会的特征。
     在殷墟甲骨发现七十九年后的1978年，我市周原出土了大批周原甲骨文。周原甲骨刻辞的微雕形制与刻辞的内容显示出与殷甲骨文截然不同的风貌。周原甲骨凡四见的“自强不息”与直言判断，都表明周人具有了明晰的思辩水平和行为模式。我们从凤雏131片“其受异鼎”或能探出青铜时代周王向有功将领赐金铸器记功的信息。尤其可贵的是凤雏37片卦文辞同刻一片的甲骨刻辞，其笼数与今本《周易•蛊》卦完全相符，参今本卦驳词，我们有理由确定周原甲骨文的一部分就是《周易》的原稿。
     《周易》是周人当时认识自然与探讨农业社会科学管理的文字记载，当我们将周原甲骨文与今本《周易》相对参，不能不使人得出周公制礼作乐确有其事。通过对今本《周易》六十四卦文词的研究，足以使人们认识到在周文王的时代，周人就对农耕文明社会所可能出现的六十四个问题都作了深刻的探讨并得出了符合文明进程逻辑的结论。
      《周易》所表征的封侯建邑是周人以姬周同姓为主体，不断融合相邻部族，建立以同姓血缘关系为支柱的血族封建王朝的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则完全符合武王伐封后构建周王朝的历史轨迹。
     从周原甲骨文和《周易》的视角考察周人灭殷之前所具有的“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亦即“勇往直前”和周原刻辞“自不析”亦“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易•既济》的“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失是!”的思维，可见周人不仅具备了建立成熟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而且具备了联合八百诸侯，共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实力。
       《礼记•表记》上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应当说是对殷周两个部族所作的正确评判，也适用于千百年后出土的殷墟甲骨刻辞内容和周原甲骨刻辞反映的文明差异。
    武王伐封，先是搞军事演习。“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就在这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殷纣不但沉湎于“肉林酒池”之乐，且杀王子比干、囚其叔箕子，残暴地进行着血族内部的消耗。因之，当代国内学者认为，所谓殷商王朝，充其量只是部落联盟。因为从殷甲骨文资料找不出殷人对所属地域派出过王室成员或官吏进行过有效管理。
    荀子说，武王伐封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及史载周公摄政的平管蔡之乱，都表明周人驾驭血族王朝的嫡熟程度远高于殷人的水平，这自然是早在灭殷之前具有的水准。
     二  青铜时代的宝鸡
    1976年3月，临潼县西段村出土了记载武王伐封的利簋。2003年1月19日，我市眉县出土了记载西周武、成、 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十一王的三足附耳盘。这两件国宝重器，可以说是铸于金版的证明中华文明的文书，同时为“宝鸡一一中华文明之源”又增添了坚实佐证。
利簋据唐兰先生释解：“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越鼎克昏，夙有商。辛末，王在阑师，锡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这是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其中提到的利，是参与伐约战争的将帅，其受赏时问，距甲子日只有七天。
    西周青铜器铭文显示出武王伐纣后七日便具备的纪事水平，在商器和殷甲骨刻辞中是绝无仅有的。铸于康王时的“大盂鼎”，字数多达二百九十一个，完整清晰地表达出周王警戒盂要记取殷人酗酒亡国的教训，训示臣子敬承文武德政。这与《尚书•周书》中的《酒梏》《康梏》以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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