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只有通过解释才能释放出它的思想力量。然而，不是所有的经典疑难都能找到确切的答案。这一事实，可能导致人们对有些难题的讨论持怀疑的态度。本文的探讨试图表明，对于某些难题而言，即使我们没能给出最终的答案，其解读本身也是展示经典思想内涵的重要过程。作为案例的文本，是《论语•述而》第十五章：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这则文献字面意义清晰且内容简单。孔门弟子冉有向子贡打听，老师是否准备帮助卫国君主。子贡主动帮其问孔子，但却问了个“伯夷、叔齐何人也”的问题，并在得到孔子的回答后，断定孔子不会帮卫君。问题是，子贡的问题并非冉有的问题，他是如何得出冉有想知的答案的？换句话说，子贡的结论可靠吗？历代对此有疑问者不少，但系统讨论者不多。潜心研读将会发现，问题仍大有文章可做。

　　下面的讨论，将围绕着文本，分事件，典故，问题，政治，及君子五个方面，逐步进行检讨。

一、事件

　　“夫子为卫君乎？”冉有为何要提这个问题，事情的原委并没反映在对话中。但它是理解对话的前提，是读者必须了解的历史事件。所幸《春秋》及三传保留有相关的历史信息。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述说：

　　《左》定十四年《传》言，卫灵公太子蒯聩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又《经》书：“六月乙亥，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此蒯聩出奔及辄立拒父始末也。

　　简单说，这是一个父子争国的故事。所谓卫君是卫灵公的孙子定公辄，其所拒对象便是此前被卫灵公驱逐出境的儿子，也即辄的父亲蒯聩。灵公死后王位传辄，被逐的蒯聩借晋国之力，与儿子争位来了。事变期间，孔子及冉有、子贡、子路等弟子正居卫。[1]在这场父子相争中，孔子到底帮不帮卫君，成为众弟子的疑惑。而孔子想不想帮卫君，恰好也是我们需要探求的问题，所以得暂悬挂起来，先看其它经典对事件性质的评论：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戚者何？卫之邑也。曷为不言于入卫？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轩达帅师战于栗，郑师败绩。冬十月，葬卫灵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拒之也。辄者何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何不为立蒯聩而立辄？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公羊传》）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纳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帅师而后纳者有伐也。以辄不受也，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榖梁传》）

    依《公羊》、《榖梁》两传的说法，辄拒蒯聩，性质不是子拒父，而是父（卫灵公）拒子（蒯聩）行为的延续，是公（王命）对私（家务）的事情，符合春秋时代的政治正义原则。但是，子贡对孔子立场的判断，却与此并不协调。如果子贡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其它的可能性：孔子持有另外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政治原则，或者夫子对事件性质究竟适应哪条原则没有了主见。这样，我们得转向对子贡的问题究竟隐含什么原则的探讨上来。

二、典故

　　子贡心细，冉有不当面向孔子提的事，他也不直接问，而是转个弯，问了个关于伯夷、叔齐的问题。不了解相关的人物故事，难以理解子贡提问的玄机。司马迁为诠释孔子论夷、齐的言论，撰写了《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与三代其他人物一样，伯夷、叔齐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传说。但传说一但形成，其内容就具真切的意义。传说中人物的行为言论，是普遍价值的体现，而故事的情节，就是历史的教本。所以《论语》中孔子一再举伯夷、叔齐表达其观念。除回答子贡的提问外，提及夷、齐二贤的言论至少还有下列三则：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季氏》）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从孔子的评价看，二贤的道德品质，罗列出来有不念旧恶、无怨、求仁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等等。司马迁的传记所体现的精神也与此一致。而与子贡心目中的问题直接相关者，其实只是关于让国的行为。父亲要把王位传给老三，老三则让回老大，而老大又谦让不受，结果双双为让国出逃，王位留给了老二。“让”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在孔子的信念中，能让是君子或贤者的美德，尤其是让国让天下的行为。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就是孔子推崇让的另一个例子。[2]

　　因此，从“求仁得仁，何怨哉！”推测孔子面对这场权力纠纷主让不主争的态度，是有道理的。问题是，究竟谁该让：父让，子让，还是争端的两造一起让？从子贡的判断看，似乎该让的是卫君，故称“夫子不为也”，即不帮卫君。朱熹就是这样看的，其《集注》分析说：“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贡不斥卫君，而以夷、齐为问。夫子告之如此，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足+徒），何怨之有？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3]朱注的原则显然是重家（天伦）而轻国（王命与卫晋之争）。

　　仔细对比，兄弟（夷、齐）之让与父子（聩、辄）之争的关系结构，其实不一样，很难用前者直接类比后者。毛奇龄便对此提出异议：

　　夫子为卫君章从来亦不得解。但以父子争国与兄弟让国相比较，虽常人犹知之，何待求、赐？正以父王命与父命比较，王事与家事比较，则急难明耳。盖齐受父命，辄受王父命，辄未尝异齐也。夷遵父命，聩不遵父命，是聩实异于夷也。夷让齐亦让，是让当在聩也。聩争辄亦争，是争不先在辄也。况叔齐之让，祗重亲私；卫君之争，实为国事。盖亲不敌王，家不废国，万一夷、齐并去而二人相对，惟恐国事之或误，而稍有怨心，则必为卫君，而不谓其并无怨也。如此，则二贤之问耑锋对而解悟捷，主客隐显极为可思。然且二贤终不去卫，一为之使而一为之殉，则当时之为辄而拒聩为何如者，况卫人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九。）

　　争执的双方都同意，让是应是孔子主张的立场。分歧在于，这让的原则究竟是否适合于辄，甚至是只适合于辄？如果我们掀不到孔子的底牌，那么，朱、毛的评论，便只能看作是各自依自己的原则对事件的不同评判而已，其中体现着“家—国”原则中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它意味着，我们不能凭直觉接受子贡的意见。

三、问题

　　开篇提到，子贡的问题并非冉有的问题，为何可以将孔子给子贡的答案替换为给冉有的答案。或许孔子的回答只是就事论事，压根没想到子贡有言外之意，即根本就不存在一张子贡所要猜测的底牌。但子贡可能也有他的理由。因为孔子论伯夷、叔齐不是第一次，二贤的道德形象对孔门弟子，特别是子贡这等人，哪有不了解的道理。在身为客卿，而又面对父子争国的背景下提这个问题，孔子断不会不知他另有所指。而且，子贡“怨乎？”的追问已近乎点题了。夷、齐如对自身命运有怨悔，从行为上追悔当然起于让国出走。退一步讲，即便孔子没意识到子贡提问的动机，子贡也可以通过这个答案进行推测。因为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引出一条原则，然后用这一原则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不是窥视夫子的底牌，而想掌握老师出牌的牌理，难道不行么？

　　子贡对自己的能力有这个自信：

[1] [2] 下一页